赵参谋长在他们出发前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名字和地址，都是他在庐山附近的老战友。

白乙竹把纸条收在口袋里，每到一个路口就拿出来看一眼，赵西洲不用看，他以前来过，路都记得。

“小时候每年暑假都来，”他说，“我爸把我送到各个伯伯家里轮着住，一个暑假住一家。”

白乙竹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小男孩，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被父亲从一辆车上放下来，站在陌生的大门前，敲门，等人来开。

然后在这个家住两个星期，再去下一个家住两个星期。

一个暑假就这样过完了。

第一家去的是张伯伯家。

张伯伯是某军区的副司令员，跟赵参谋长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老战友，一个连队滚出来的。

他的家是一栋二层小楼，灰色的砖墙，院子里种着一棵桂花树，花开得正盛，香气浓得有些发腻。

白乙竹跟在赵西洲后面进了院子。

门是张伯伯自己来开的，六十岁出头，头发全白了，但身板很直，走路的时候两只手背在身后，步子不大但很稳。

他看到赵西洲，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西洲？你怎么来了？”

赵西洲敬了个礼，把手里提着的两瓶茅台递过去。“我爸让我来看看您。这是他让我带的。”

张伯伯接过酒，低头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一眼赵西洲身后的白乙竹，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比刚才更开了一些。

“这是你媳妇？”

“是，”赵西洲侧了侧身，让出位置，“白乙竹，刚结的婚。”

白乙竹上前半步，微微鞠了一躬。“张伯伯好。”

张伯伯上下打量了她一遍，点了点头，侧身让开门口。“进来进来，正好赶上饭点了，你伯母在做饭，一起吃。”

客厅不大，摆着一套老式的沙发，沙发上铺着白色的钩针垫子。

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黑白照片，是张伯伯年轻时候穿军装的样子，旁边还有几张小一些的照片，有全家福，有跟别人的合影。白乙竹的目光在那些照片上扫了一圈，没有看到赵西洲的，收回来了。

张伯母从厨房里端着一盘菜出来，围裙上沾着油渍，手上还带着水。

她看到赵西洲，笑着说了声“西洲来了”，然后看到白乙竹，笑容顿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

“这是西洲的媳妇？”她把菜放在桌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坐坐坐，我再去加两个菜。”

饭桌上摆好了四个菜，张伯母又去炒了两个，凑了六个。

菜式不算精致，但分量足，红烧鸡块、清炒藕片、辣椒炒肉、蒸鸡蛋、炒青菜，加了一个红烧鱼、一个排骨汤。

张伯伯坐在主位上，让赵西洲坐在他右手边，白乙竹坐在赵西洲旁边，张伯母坐在对面。

“小李今天值班，不回来吃，”张伯母说，语气里带着一点刻意的、不经意的强调，“她现在在军区总院当护士长，忙得很。不过再忙也得顾家，上个月还跟我说，想跟建国要个孩子，我说好啊，趁我还能帮你们带——”

她说到这里，看了白乙竹一眼，笑了笑。那个笑容意思很明确——你看我家儿媳妇，护士长，有正式编制，能顾家，还能生孩子。你呢？你一个跳舞的，能干什么？

白乙竹低着头，用筷子拨拉着碗里的米饭，没有说话。她听懂了，但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张伯母继续说：“小李这个人啊，就是太要强了。我说你一个女人家，工作差不多就行了，还是要以家庭为重。她说妈你说得对，但她那个性格，你让她闲下来她也闲不住。”

白乙竹夹了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嚼了，没有声音。

赵西洲放下了筷子。

他抬起头来，看着张伯母。

“白乙竹同志是文工团的首席。上次全军汇演，军区首长亲自点名表扬过。”

张伯母的笑容僵了一下。她没想到这个平时不爱说话的西洲会突然开口，更没想到他会用这种不轻不重、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的语气说话。

她的嘴张了张，想说点什么来接，但脑子转了一下，没有转出合适的话来。

“是嘛，”她讪讪地笑了，“那也挺好的。”

张伯伯在桌子底下踢了老伴一脚。踢得不重，但张伯母的脸红了一下，低下头去喝汤了。

白乙竹看了一眼赵西洲。他正在夹菜，筷子伸出去，夹了一块藕片，放进嘴里，嚼了，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她把目光收回来，低下头，继续吃饭。

饭后，张伯伯把赵西洲叫到客厅的沙发上，从茶几底下拿出一本旧相册，翻开，一页一页地给他看。

白乙竹跟在赵西洲旁边坐下来，没有靠得太近，也没有离得太远。

相册很旧了，黑色的硬壳封面，边角磨得发白，里面的照片是用黑色的三角贴角固定在纸页上的，有些贴角已经干了，照片翘起来，要用手按着才能看清。

张伯伯翻到一页，指着中间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有十几个人，穿着志愿军军装，站在一个简易的舞台前面，舞台的背景是手绘的红旗和五角星。

“这是你爸，”张伯伯指了指前排中间一个瘦瘦的年轻人，“这是你妈——”他的手指往旁边移了一点，落在一个年轻女人身上。

白乙竹凑近了一些。

照片上的女人大约二十岁出头，梳着两条辫子，搭在肩膀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领口别着一枚五角星。

她的脸很白，眉眼清秀，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笑又不像。

她的站姿跟旁边的人不一样——别人是直直地站着，她是微微侧着身，一只手垂在身侧，另一只手搭在腰上，像是一个舞蹈动作做到一半被人叫停了，定格在了那里。

“你妈那时候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张伯伯说，伴随一种回忆往事的、柔软的感慨，“跳舞跳得好，唱也唱得好。你爸追她追了三年。”

张伯伯抬起头来，看了看白乙竹，又看了看照片，笑了。

“小白啊，”他说，“你跟她年轻时候真像。”

白乙竹只是笑了笑，对张伯伯说了声“是吗”。

她忽然明白了一些事情。

为什么赵参谋长会注意到她，会观察她一年，会那么坚定地要她做儿媳妇。

不只是因为她的品质，不只是因为她根正苗红，不只是因为她能吃苦。

是因为她让他想起了他的妻子，一个跳舞的姑娘，从底层爬上来，身上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

他年轻的时候追过一个这样的姑娘，追了三年，追到了。他觉得他的儿子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姑娘。

张伯伯还在翻相册，指着照片上的人一个一个地介绍——这个是老李，牺牲了；这个是老王，前年走的；这个是老孙，就住在庐山脚下，你们明天去看看他。

白乙竹听着，偶尔点一下头，目光时不时地飘向赵西洲。

他还是那个样子，面无表情，但白乙竹觉得他今天的面无表情跟平时不太一样——平时是冷的，今天是绷着的。

门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