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也知道，这“最好的结果”背后，一定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参谋长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要动用多少关系，欠下多少人情，才能把一件人命案压到不起诉、只转业的地步？

后来，她从不同人的只言片语里，拼凑出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参谋长醒来的当天，就让人联系了一位老战友——老金，退休的军区法院副院长。

老金连夜坐火车赶过来，没找办案的人，而是去找了军区政治部的周副主任。

两人在办公室里关起门谈了半小时。

老金没说“求情”，只说“汇报情况”。

他说老赵家的儿媳妇出了事，但不是故意的，对方一直欺负她。他说我们不是要压案，是要查清楚，不能因为老赵的身份就草草定性。

周副主任点了头，说会让保卫部的人公正处理。

但光有上面打招呼不够，最关键的一步，是死者家属的谅解。

参谋长对赵西洲说：“你亲自去，找中间人，跟对方谈。态度要诚恳，条件可以开。没有家属谅解，什么都白搭。”

赵西洲通过后勤部一位处长，联系上了家属委员会的刘阿姨。

刘阿姨六十多岁，是军区里有名的热心肠，说话有分量，但不是官面上的人，对方家属容易接受。

刘阿姨去了苏家人住的招待所。

苏母哭成了泪人，苏父一根接一根抽烟，不说话。

刘阿姨没提道歉，没提谅解，只是说：“我也是当妈的，知道你们心里苦。”

她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存折。上面的数字，是普通工人几十年的工资。

苏父看了一眼，手抖了，把信封推回去：“我不要。我女儿没了，要钱有什么用？”

刘阿姨说：“这钱不是买你女儿的命。是让你女儿走得安心——让她弟弟妹妹能好好长大，让你们两口子能好好养老。”

她又说：“你闺女确实做了错事，我不是指责她，人已经不在了。但两个孩子都有错，你闺女没了，那边那孩子也要坐牢。如果两边都赔进去，值不值得？”

苏父盯着那张存折，盯了很久，最后捂着脸哭了。

谅解书签了，赔偿款到位了。

案卷送到军事检察院，承办的检察官姓吴，四十多岁，是个老检察。

老金又去找他，他拿出一沓材料，说这姑娘不是无缘无故推人，对方一直在害她，事发那天还当面承认了。她一激动推了一下，但没有杀人的故意。

老吴看完材料，皱眉：“死者有重大过错，但这不能改变她推人的事实。”

老金说：“是，我们不否认。但考虑到情节显著轻微——自首、认罪、赔偿、谅解、死者有过错——是否可以不起诉？”

老吴沉默了很久，说：“我向领导汇报一下。”

最后拍板的是军区检察长，姓李，和参谋长是老相识。

他亲自来病房谈了一次。

“老赵，案子查清楚了。死者有过错，你儿媳妇也有从轻情节。但不起诉，我这边压力很大。严打的风头还没过去，下面都盯着呢。”

参谋长问：“那你什么意见？”

李检察长说：“不起诉，但要给处分。记大过，转业。这样我能交代，你也能接受。”

参谋长沉默了一会儿，点头：“行。转业的事，我来安排。”

李检察长松了口气：“老赵，谢谢理解。”

参谋长握住他的手：“老李，谢谢你。”

所有这些，白乙竹是后来才慢慢知道的……

“爸，”她抬起头，眼泪又涌出来，但这次是真心实意的，“等您身体好了，我……我把肾捐给您。医生说配型很成功，手术一定能行。”

参谋长愣住了，看向赵西洲。赵西洲别开脸，没说话。

“胡闹！”参谋长沉下脸，“谁让你去配型的？我不要你的肾！”

“我已经决定了。”白乙竹擦掉眼泪，声音很轻但坚定，“您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为您做这点事，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