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答应了帮宣传队改戏服，第二天就开始动手。

她在绣庄干活的时候，老板娘允许她把零碎布料带回去。那些布头不大，颜色也杂，但做几件小东西还是够的。老板娘是个宁波人，说话快，心肠好，看她拿布头也不问做什么用，只说：“拿去吧，放着也是放着。”

张云涛他们原先的戏服是从别处凑来的，大小不合身。有的太肥，有的太短，穿上去不像样子。陈静一件一件试过，心里有了数。老周那件棉袄，肩宽了整整两寸，穿上去像扛了个架子；小陈的长衫，下摆拖到脚面，走起路来踩得脏兮兮的；阿芳的头巾，颜色灰扑扑的，像抹布。

她先把那件灰蓝色棉袄拆了。肩线拆开，重新缝过，领口收窄了一寸，袖口镶了一圈黑边。黑边是她从一块零头布里剪出来的，窄窄的一条，缝上去之后，整件棉袄像换了个样子——旧是旧，但旧得有味道，像是穿了好些年、舍不得扔的那种。

老周那件改完，轮到小陈的长衫。

阴丹士林蓝布，颜色倒还正，就是腰身太肥，下摆太长。陈静把长衫翻过来，沿着腰线缝了一道褶子，又把下摆剪短了三寸，重新卷了边。穿长衫的小陈瘦，原来的衣服挂在身上像面旗，改完之后精神多了。她让小陈套上试试，小陈站直了，转了个圈，说：“陈姐姐，我是不是变好看了？”阿芳在旁边笑：“是衣服好看，不是你好看。”两人闹成一团。

陈静又做了两条头巾、一个包袱皮。头巾用的是碎花布，一块是蓝底白花的，一块是红底黑花的。包袱皮用的是粗白布，四角包了边，结结实实的。阿芳把头巾系在头上，对着小镜子照了又照：“陈姐姐，你手真巧。”

至于那面旗，她花了两晚。

红布是跟老板娘讨的，说是做旗用，老板娘二话没说，从柜子里翻出一块崭新的红洋布：“拿去，不要钱。”黄线是自己绣花用的。她在布上描了字样，一针一针地绣。“抗日救亡宣传队”几个字，针脚细密，整整齐齐。绣的时候，她想起在长沙绣那面《长亭记》的幕布——白布黑字，挂在周南女校的礼堂里，向歆站在下面看了半天，说：“曼丽，你绣的字比印刷的还好看。”

旗杆是从菜场捡来的细竹竿。那天她路过菜场，看见一个卖菜的正在拆棚子，几根竹竿扔在地上。她问人家能不能捡一根，卖菜的看了她一眼，随手递给她一根：“拿去吧。”她拿回去，剥了皮，用砂纸打磨光滑，又刷了一层桐油。

全部弄完，用了五天。

每天晚上回到公寓，她先做明家的绣活——屏风还没绣完，明镜不催，但她心里有数。做完明家的活，才拿出宣传队的布料，在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缝。有时候缝到半夜，手指酸了，眼睛涩了，她就停下来，揉揉手指，看看窗外的月亮。

上海的月亮跟长沙的月亮没什么不同，都是那个月亮。

可她知道，什么都不同了。

礼拜六下午，陈静把东西包好，带到南京路。

南京路还是那个样子。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去，黄包车夫在路边吆喝，穿旗袍的太太们从百货公司里进进出出，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纸袋。外国水兵搂着中国姑娘从酒吧里出来，嘻嘻哈哈的，像这里不是中国的地盘。

陈静每次来南京路，都觉得这里不像上海，像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地方。

张云涛正在和几个演员排练。他蹲在地上，手里拿着剧本，嘴里念念有词。阿芳在旁边对词，念到一半卡住了，急得直跺脚：“这个字怎么念？我查了字典，还是不会。”

小陈凑过来看了一眼：“念‘沦陷’，沦陷的沦。”

“沦陷是什么意思？”

“就是被占领了。东北沦陷了，华北也快沦陷了。”

阿芳不说话了，低头继续念。

“陈小姐，来了？”张云涛抬起头，看见陈静，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改好了。”陈静把包袱递过去，“你们试试，不合身我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