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以后，延安的天气凉得快。早晚要穿棉袄，中午太阳底下又热得冒汗。于曼丽已经习惯了这种昼夜温差，习惯了小米饭、南瓜汤，习惯了点着油灯看书到深夜，习惯了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时局争得面红耳赤。

她在抗大已经待了半年。

这半年里，她学了马列主义，学了中国革命史，学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她学会了写报告、做总结、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她还学会了打枪——不是前世在军统学的那种精准射击，而是游击战的打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完就跑。她的军事课□□是个老红军，打过仗，负过伤，说话粗声粗气，可讲起游击战来头头是道。有一次实弹射击，于曼丽打了十发九十八环，□□看了靶纸，愣了一下，又看了她一眼：“学过？”

于曼丽点了点头：“学过一点。”

□□没有多问。在延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没有人会追问。重要的是你现在站在哪里，要往哪里去。

向歆跟她在同一个班，坐在她前排。上课的时候，向歆的腰板挺得笔直，笔记记得又快又好。下课以后，她总是拉着于曼丽讨论，争得面红耳赤，可吵完了又挽着胳膊一起去食堂。

林文渊教他们政治经济学。他站在讲台上，说话不快不慢，板书写得工工整整，像他这个人一样——沉稳、克制、不露锋芒。可于曼丽注意到，他讲课时眼睛里有一团火，跟当年在岳麓山上说“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时一模一样。

有一天课后，林文渊叫住了她。

“于同学，你等一下。”

于曼丽停下来。教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林文渊收拾着讲台上的书本，头也不抬地说：“你在上海的事，我听说过一些。”

于曼丽心里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

“你放心，”林文渊抬起头，看着她，“我不会问。我只是想说，你做得很好。”

于曼丽没有说话。

“向歆不知道。”林文渊说，“她只知道你去了上海，不知道你在那里做了什么。有些事，能不说就不说。不是不信任，是保护。”

于曼丽点了点头。她懂。在这条路上，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秋天的一个傍晚，于曼丽坐在延河边洗衣服。河水凉了，冻得手指发红。向歆蹲在她旁边，一边搓衣服一边哼歌。夕阳西下，把河面染成一片金黄，宝塔山的轮廓在暮色中越来越暗。

“曼丽，”向歆忽然说，“你想家吗？”

于曼丽手里的衣服顿了一下。“想。”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