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延安下了第一场雪。

雪花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窑洞前的土坡上，很快就化了。延河的水变得更浅了，河滩上结了一层薄冰，踩上去嘎吱嘎吱响。于曼丽站在窑洞门口，呵出一口白气，望着远处宝塔山上薄薄的雪顶，心里忽然觉得很安静。

来延安快一年了。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早起出操，白天上课，晚上讨论，熄灯后点着油灯看书。她学会了骑马，学会了扔手榴弹，学会了在山沟里辨别方向。她学会了唱更多的歌，《延安颂》《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她学会了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红着脸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学会了红着脸指出别人的错误。

她还学会了等待。

入党申请递交了三个月，一直没有回音。她不急。向歆比她早交一个月，也没批。林文渊说，组织在考察，在考验，在等合适的时候。

“你不急？”向歆问她。

“不急。”于曼丽说。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是了。”于曼丽说，“在心里。”

向歆看着她，愣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你这个人，”她说，“有时候我真搞不懂你。”

于曼丽没有解释。她说的不是假话。她在长沙的时候，苏先生让她跟着念入党誓词，她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了。不是形式上，是心里。她的心已经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交给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那张纸，只是一个证明。她不需要证明，可她需要被承认。

十二月底的一个晚上，指导员李同志来找她。

“曼丽同志，跟我来一下。”

于曼丽放下手里的书，跟着她走出窑洞。外面很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李同志带着她沿着土坡往上走，走到半山腰的一孔窑洞前，停下来，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有人说话。

于曼丽推门进去。窑洞里坐着三个人，两男一女，都是四五十岁的样子，穿着灰布军装，面容严肃。她认出了其中一个——抗大的政委，姓王，平时在全校大会上讲话的那个。另外两个她不认识。

“曼丽同志，坐。”王政委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于曼丽坐下来，腰板挺得笔直。

“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审议过了。”王政委看着她，“支部讨论通过，总支批准，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于曼丽的手指微微收紧，面上依旧平静。

“我代表党组织，问你几个问题。”王政委翻开面前的本子，“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于曼丽想了想，说：“为了让天下受苦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王政委看着她，点了点头。没有问她过去的经历，没有问她从哪来、做过什么。在延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没有人会追问。重要的是你现在站在哪里，要往哪里去。

“举起右手，跟着我念。”

于曼丽站起身，举起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