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春天，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日伪特务的活动日益猖獗，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不断向租界渗透。报摊上的报纸，头条一天比一天惊心，米价一天比一天高，街上巡逻的日本兵一天比一天多。沈慧的绣架上，丝线的颜色越来越深——暗红、墨黑、藏青，浅色的丝线用得少了。这是她跟老方约定好的信号：当绣品的主色调转为深色时，意味着局势紧张，外围人员暂停一切活动，等待指令。

明楼回家的时间越来越不规律。有时候深夜才回来，有时候一连几天不露面。阿诚也跟着他早出晚归。沈慧从阿诚来偏厅送茶的频率判断局势的紧张程度——他来得多，说明平安；他来少了，说明明楼在外面遇到了麻烦。这是她和阿诚之间唯一的默契，不需要言语，不需要纸条，只需要一杯茶、一盏点心的温度。

三月的最后一周，阿诚来偏厅送茶的时候，在线盒里放下了一个纸卷。沈慧晚上回到房间拆开，里面只有一行字：“明晚有行动，需要你配合。具体安排，老方会通知你。”她的手指微微收紧。这是她回到上海以来，第一次接到需要她“配合行动”的指令。她不是行动人员，她是机要员，是内线，是明楼和组织之间的最后一道安全锁。让她配合行动，意味着这次任务非同小可，意味着组织认为她是最合适的人选，也意味着——危险。她没有犹豫。她把纸卷烧掉，和衣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等着明天的到来。

第二天下午，伙计来送丝线。沈慧打开包袱，里面除了几卷常用的丝线，还有一张叠得极小的纸条。她把纸条攥在手心，等伙计走后，才在偏厅的角落里展开。上面是几行极小的字：“今晚七点，老地方见。老方。”她把纸条烧掉，低下头，继续绣花。

傍晚，沈慧跟明镜说了一声，要去绣庄取新到的丝线。明镜点了点头，叮嘱了一句：“早去早回，外头不太平。”沈慧应了一声，回到房间，换了一身装束。她脱下了平时在明公馆穿的素色旗袍，换上了一件半旧的灰布棉袄，头发没有像往常那样挽得齐整，而是编了一条辫子垂在脑后，用一块蓝布头巾包住。她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副平光眼镜戴上——这是她在上海时买的，从来没有用过。她对着镜子看了看，里面的女人不再是明公馆那个文静的绣工，而是一个从乡下来的、为生计奔波的普通妇人。这样的一张脸，扔进人群里，谁也认不出来。

六点半，沈慧出了门。她没有直接去老地方，而是先绕了几条街，确认身后没有尾巴，才拐进南京路附近的一条小巷子。老方已经在巷子里等着了。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着一顶旧礼帽，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商人。看见沈慧，他点了点头，压低声音说：“沈同志，今晚有一批药品要从租界运出去，交给新四军的医疗队。76号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派了人在码头蹲守。我们需要有人去引开他们的注意力。”

沈慧问：“需要我做什么？”

老方从怀里取出一张纸条，递给她：“这是76号在码头的一个暗哨的特征描述。他们一共三个人，常年在码头一带活动，专门盯着可疑人员和物资进出。你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只需要在约定的时间出现在约定的地点，让他们注意到你，然后离开。剩下的，我们会处理。但你必须记住那三个人的样子——不是要你认人，是要你避开他们。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你只是‘恰好’路过。”

沈慧接过纸条，展开看了一眼。上面写着三个人的体貌特征——第一个，四十来岁，中等身材，左脸有一道疤，常穿灰布短褂，喜欢在码头入口的烟摊旁边站着；第二个，三十出头，瘦高个，戴黑框眼镜，常穿深色长衫，喜欢在码头仓库附近转悠；第三个，二十五六岁，矮胖，圆脸，常穿西装不打领带，喜欢在码头出口的馄饨摊坐着。她把纸条记在心里，然后还给老方。

老方把纸条收好，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沈同志，这次任务有风险。如果你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