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沈慧正在偏厅绣花。那是一幅缠枝莲的桌围，明镜要的，说是要放在新买的红木桌子上。沈慧已经绣了半个月，再有几天就能收工。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往下掉，有几片飘到窗台上，阿香懒得扫，堆了薄薄一层。

她听见厨房里传来阿香的声音，带着几分意外：“桂姨？你怎么来了？”

沈慧手里的针顿了一下。

桂姨。那个她只在明家晚宴上远远见过一眼的女人。兄长于荣升的生母。被日本人收留、培养成间谍的“孤狼”。她来了。沈慧没有抬头，手里的针继续走着线，可她的耳朵竖了起来，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来给大小姐送点菜。”一个女人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几分谦卑，几分小心翼翼，“乡下亲戚送来的，新鲜得很，大小姐尝尝。”那声音沙涩，带着岁月的痕迹，不像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倒像是一个吃惯了苦的女人。可沈慧知道，这副谦卑的皮囊底下，藏着一颗在刀尖上滚了多年的心。桂姨不是普通的佣人，她是日方安插在上海的暗桩，是明楼棋盘上最危险的一颗子。

沈慧的心跳得很快。她想起在长沙的时候，于荣升坐在院子里，望着灰蒙蒙的天，问她“她还活着吗”。她想起自己说“活着”。她想起于荣升沉默了很久，声音发哑：“她在哪？”她说“在上海”。她想起于荣升没有再问，坐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他不知道他的母亲在这里，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头，在明家的厨房里，给明镜送菜。他不知道他的母亲离他只有几天的火车路程，可他不能来，她也不能去。他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是战争，是身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东西。

沈慧强迫自己收回思绪。她是明楼与组织之间的机要联络员，是明公馆内部的最后一道安全锁，不是来感怀身世的。桂姨的出现，不是偶然，是明楼布的局。她必须冷静，必须观察，必须在所有人都不注意的时候，把该记住的东西记下来。

阿香说：“大小姐在楼上，我去叫她。”桂姨连忙说：“不用不用，我就是送个菜，不打扰大小姐了。”脚步声往偏厅方向移动。沈慧知道桂姨要经过偏厅门口。她低下头，手里的针走得更快了，眼睛盯着绣布，余光却不动声色地捕捉着每一个细节。

桂姨走过来，脚步不快不慢，布鞋踩在地板上几乎没有声音。沈慧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一个身影——五十岁上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抿得一丝不苟，面容寻常，眼神低顺，看上去与寻常佣人别无二致。可沈慧注意到她的手——那双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手，骨节粗大，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那不是养尊处优的手，是干活的手，是吃了大半辈子苦的手。她也注意到桂姨的眼神——那眼神不是低顺，是警惕。她在看。看偏厅里有什么人，看明公馆的布局有没有变化，看有没有不该出现的人。她在执行任务，同时也在寻找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