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听澜牺牲后的第二年，齐桓在值班日志上写了一句话：“中校今日一切正常。”

这句话他每天写，写了两年。但他知道这不是真的。不是袁朗不正常，是他正常得太正常了——正常到让所有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人觉得不正常。

他依然每天早上提前十分钟到操场，依然倒挂在单杠上做卷腹，依然叼着根草茎看兵们从宿舍楼里鱼贯而出。石丽海说队长的笑还在，嘴角还是歪的，还是那个让对面旅长看了先气短三分的弧度。但笑完之后他会抿一下嘴，不是刻意的抿，是很轻的、下意识的、像是把什么话咽回去的抿。那个抿嘴的弧度成才在很多年前见过来自宋听澜——她每次想说什么但最终决定不说的时候，嘴唇就是这样合上的。

话梅糖还是随身带着，但只拆一颗，放在自己嘴里慢慢嚼。嚼完了把糖纸叠得四四方方，放进左胸口袋。他的口袋里永远有一叠新的糖纸，压在工作证下面，按送不出去的顺序排列。有一次石丽海在器材室帮他找扳手，无意间拉开他办公桌最下面那个抽屉，看见里面整整齐齐摆着话梅糖——分批次、按日期排列，每一包上面都贴着便签，标注温度异常、湿度异常或是某种只有收糖人才能看懂的代号。

她的宿舍他没让动。B区17号，窗帘还是那副窗帘，台灯还是那盏台灯，桌上的杯子把手朝右，书架上的书按高度降序排列。齐桓每个月进去检查一次电路和除湿，每次出来都在值班日志上写“B区17号一切正常”。他没写的是，他每次进去都会发现枕头上多了一颗新糖，压在床头柜那本摊开的日志本旁边。位置每天挪，生产日期一直在变，不是她留下的那批存货——是袁朗新买的。齐桓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没写在任何人看得见的日志上。

她的频谱仪被吴哲带回了通讯车。那台设备在境外挨过碎石砸、泡过雨水、外壳上有好几道深浅不一的凹痕，但信号模块依然能跑。吴哲用她的程序框架做了一个新版敌我识别系统，署名栏写了一行字：“原框架作者宋听澜。后续维护者：第三中队通信工程组。”通信工程组就他一个人，和当年她把十八号宿舍挂上“第二实验室”牌子时一模一样。他定期给那台频谱仪换备用电池，每次都按她生前标注的型号和批号去后勤领。齐桓问他你囤这么多电池干什么，他说程序还在跑，电池不能断，断了她的识别码就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