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朗是在宋听澜牺牲后的第四年才第一次对这个问题动手的。

不是想通了，是他终于愿意承认自己必须面对它了。那天他在办公室整理她的档案，翻到她生前最后一年的体能考核成绩单。一百米、三公里、引体向上、四百米障碍，每一项后面都有一栏“考核官签字”。他全都签了，签的是“袁朗”。他看着那几行自己的笔迹，忽然想到一件事——她是他的兵。从借调第一天到牺牲那一天，隶属关系始终写的是第三中队，考核官始终是他，阵亡通知书上“所在单位”那一栏填的也还是第三中队。她是他的兵，从生到死都在编制册上归他管。他可以在余生里一直想她，用所有不被人察觉的方式把她捂在骨头缝里，但她的档案必须转交了。不是因为他放下了，是因为总参需要封存她的人事档案，而他那点私人的思念没有资格让一整套军事行政流程为它等四年。

他把她的日志放进保险柜。那颗她从没拆封的糖他放在了日志封面和扉页之间。她所有的论文拷贝上传到了加密服务器，密钥分了三份——吴哲、齐桓，还有一份他留在自己的口令卡里。她的设备移交清单他重新填了一遍，签完字之后压在齐桓值班台上。齐桓看了一眼清单末尾的签名。

心理医生不是他要看的。是铁路安排的。铁路的秘书每年给他打一次电话，前三次袁朗的回复都是“不需要”。这次他说“可以”。不是妥协，是他终于承认自己需要一个人。不是需要治疗，是需要把一些他说不出口的话倒进一个没有第三中队在场的容器里。那个心理医生姓徐，专门处理任务后应激，办公室里养了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袁朗坐在沙发上看着他身后那盆绿萝，第一句话是“你这绿萝该浇水了”。徐医生说这不是绿萝，是白掌。袁朗说白掌叶片边缘发黄是缺钾，他在通讯车养过一盆同科的，有人教过他。徐医生在病历上记了“认知清晰，对话连贯，情感反应与话题无关”，然后问他，你第一次意识到她真的不在了，是不是在她的葬礼上。

袁朗没有说话。他坐在沙发上，把作训帽拿下来放在膝盖上，直到那次咨询结束都没有再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