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妈搅和着一盆肉馅，大姨在擀饺子皮，擀面杖在案板上咣咣响。

周声大概是想表现一下新女婿的良好品德，洗了手，跟我笨拙地学着怎么捏饺子。他一个南方人，平时吃过的饺子数量都有限，别提叫他包饺子了。

我妈眼角抽搐了一下，看得出他已经很尽力了，委婉地把他“请”了出去：“阿声啊，这儿有我们就行，你去陪舅舅看春晚吧，别沾一身面粉。”

周声带着点被嫌弃的局促，灰溜溜地去了客厅。

窗外的烟花像是不要钱似的，一茬接一茬地在墨色的夜空里炸开，把玻璃窗震得微微发颤。

我中途去客厅拿纸巾，一抬头，看见周声正坐在舅舅身边，手里捏着粒开心果，眼神穿过那层厚厚的霜花玻璃，盯着外面的流光溢彩出神。

晚上十点，滚烫的饺子出锅，我妈给周声成了一大碗。

“妈，别给他盛这么多，他不吃饺子。”我跟我妈说。

妈妈手里的筷子有点尴尬地停在半空中，不知道该不该把周声碗里的饺子分出去。

“不，我能吃完。我爱吃饺子。”周声一边说着，一边夹起一颗饺子蘸蒜泥，吃了一大口。

零点的钟声伴着爆竹声准时炸裂，大家互相拜年，发红包，一个标准的除夕就过完了。

直到躺在床上，窗外的烟花声依旧没有休息的意思。

我听着周声呼吸声，知道他还没睡，忍不住问了一句：“晚上的饺子，你吃得惯吗？”

“好吃。真的。”他很诚恳的语气，“我喜欢在你家过年的感觉。”

“你不觉得无聊？这地方除了看春晚就是磕瓜子，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啊，我喜欢这种……一家子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感觉。”

“这有什么新奇的？”我盯着被窗外烟火映得忽明忽暗的天花板，跟他讲着话，“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过年的。不过我妈她们最讨厌过年了，小孩只管玩，男人只管喝酒看电视，在一起吹牛逼。包饺子、择菜、洗碗全是女人的活儿。我妈每年过完年都会骂骂咧咧的，发誓明年再也不过了。你家不是这样？”

周声自嘲地笑了笑，食指又开始抠起来拇指上的倒刺，他缓慢地说：“我家过年团圆饭都在饭店。服务员上菜很快，我们吃得更快。晚饭结束，大家就各自回自己的房间。我会把客厅里的电视开着，春晚很大声，但永远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看。”

他顿了顿，问道：“明年，你能不能也带我回来？”

我心脏的某个角落像是被什么细小的东西蛰了一下。

他很久以前就提过，想跟我回家过年，但我没同意。甚至后来我也没问过他的除夕夜都怎么过的。

我自以为是地觉得全人类的过年流程都像是在流水线上复刻出来的罐头，没什么可聊的，也没什么可好奇的。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扭曲裂缝，拽着我的思绪，退回到了三年前。

三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正处于一种“职业理想高于一切”的亢奋期，对周声那种带着点控制欲的温柔，有着一种近乎粗鲁的钝感。

有一次我为了拍一组夜景，在冷风里吹到很晚才回家。

因为外面很冷，只想快点拍完早点收工，手机一直被我遗忘在包里没拿出来过。收工回家的出租车上，我才重新把手机翻出来。

屏幕上，周声的微信像连珠炮一样弹出来。

我推开家门，周声已经在我家客厅等着我了。

我带着一身寒气，像只邀功的小麻雀一样蹦蹦跳到周声怀里，试图用一个大大的拥抱抹平一切。可周声却没像往常那样顺势抱住我，他的眼神有点严肃，但语气依然是柔和的。

“我不干涉你的社交，也不想限制你的工作。”他盯着我，声音低沉，“但你能不能回个消息？这么晚了，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我会担心你。”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这男人是不是有点被迫害妄想症？我去的又不是什么穷乡僻壤，还能在人群里被人拐了？没有王法了？

但看着他那张写满了“我担心坏了”的脸，我嘴上还是极其敷衍地附和着：“知道啦，下次一定，绝对秒回！”

可惜，我的“下次一定”通常等于“永不执行”。

第二天我和苏荀约饭，两个人凑在一起聊八卦聊到昏天黑地，忘乎所以。

周声那些满怀热情的“吃了吗”、“什么时候回”，再一次在我的静音模式下石沉大海。

和苏荀聚餐结束，面对周声那张挂着冰霜的脸，我熟练地搂住他的脖子，拿出了我那套万能的撒娇大法：“别生气嘛，我回家后的时间不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吗？”

“别人都在用5g手机了，你好像带了一个bb机一样，每次都联系不上。”他吐槽。

“可是和别人在一起总是回复信息显得不礼貌啊。”我说。

“回我一条消息，哪怕是一个表情包，真的就那么难吗？“周声看着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有一点无奈。

我嘻嘻哈哈地糊弄了过去，可我并没有察觉到那些话，其中有“我正在向你求救，而你却在给我讲冷笑话”的灰心。

那时候，他试探着提议，过年要么我去他家，要么他跟我回老家。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过年可是我这一年里唯一的自由时间。我要跟我妈扫荡商场，我要跟苏荀躲在房间里通宵吐槽，我要把那些堆积了一年的社交欲望全部清仓。带个周声回去？等于带个束手束脚的拖油瓶没区别。

于是我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没办事儿就去家里过年，不像话，我妈那人传统，容易想多。”

我就这样心安理得地把他一个人扔下了。

除夕夜，我在这头包着饺子，看着春晚，手机安静得像个模型。我甚至觉得这种互不干扰的状态挺好，大家都很忙，谁也别道德绑架谁。

直到零点，他发来一个标准面额的红包。

我回：“谢谢宝贝！你在干嘛呢？”

他回：“准备睡觉了。”

我说：“好的，晚安啦。”

只是在当时，我并不清楚的画面是，彼时周声独自坐在客厅，电视画面在他脸上投射出明明灭灭的光。

消息框里叮叮咣咣地响着拜年消息——

“新年好啊。阿声今年怎么过年的啊？”

“周老师在看春晚吗？”

“你家那边有烟花吗？”

周声面无表情地接纳了这些暧昧不清的关心，随手转了红包过去，然后熄灭了手机屏幕，陷在柔软的沙发里。

他感到一阵空虚，随手点了一支烟，而那种空虚感并没有随着香烟而减退。反而开始感到胸口发闷，好像被一团毛线堵住了，但扯不出那根线头，让人只觉得无端烦躁。

我对周声的异样没有丝毫察觉。

大年初二，我如愿以偿地住在了苏荀的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