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懿宗始终记得五岁那年的冬天。

她从来没经过那么寒冷的冬季，屋子里好像一个冰窖，盖了两床被子都不觉得暖和。

在半梦半醒间，感觉到脸颊上传来一阵粗糙的触感。

她睁开眼，看见月光斜斜地映进来，照在母亲林淑芬的脸上。母亲的眼睛里像是一湖平静的池水，却又透着股死寂。

她从没见过母亲那样复杂的眼神，眷恋，心疼，无可奈何。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把食指竖在由于红肿而有些歪斜的唇边，轻轻地“嘘”了一声。

那一刻，一颗眼泪砸在她的小手背上，滚烫滚烫的。

丁懿宗没敢动，不知不觉睡着了。

在那之后，丁懿宗很久没有再见到母亲。

到母亲离开后的第三天傍晚，父亲丁建成在床头的饼干铁盒翻存折，这才发现存折随着林淑芬一起消失了。

丁懿宗坐在自建房门前，听见屋里传来一声金属撞击地面的脆响。随即，是一阵像野狗刨洞般发疯地翻找声。

紧接着，丁建成冲了出来。他脸上的横肉在剧烈颤抖，原本因酒精而浑浊的眼睛，此刻却因为一种混合了惊愕与耻辱的情绪，烧得通红。

“翻了天了……这贱货，她敢……”他喃喃自语，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他开始在屋子里横冲直撞，把林淑芬仅有的几件破旧衣裳扯出来，发了疯似的撕成条，仿佛那碎掉的布片就是逃跑的妻子的骨头。

“被我抓回来，我非弄死那个狗娘养的贱人不可！”

半年后的一个傍晚，晚霞把天空映得像渗了血。

丁懿宗蹲在院子里，手里拿着根枯枝，正专注地拨弄着一条在泥土里挣扎的蚯蚓。那小东西扭动着紫红色的身体，试图钻进更深的黑暗里。

一个踉跄的身影突然遮住了光。

“麻麻！”晒得黝黑通红的小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林淑芬冲了过来，她的头发乱得像一把枯草，力气大得惊人，声音因极度的惊恐而变了调：“阿宗，跟我走，快！”

林淑芬看准了丁建成刚出门，她断定那个魔鬼一时半刻不会回来的。

两个人还没走到汽车站，迎面就撞上了丁建成。

刚出门没多久的丁建成从邻居口中听说，看见了林淑芬的身影，于是他马上折返了回来。老婆带着孩子逃跑这一幕，被他抓了个正着。

“你还敢回来！”丁建成一声嘶吼。

林淑芬的恐惧瞬间没过了头顶。

卧室的木门被重重反锁，落锁的声音沉闷而决绝。

随之而来的，是皮带抽打皮肉的声响，和断断续续的哀鸣。

当门再次被丁建成一脚踢开时，他在裤腰带上胡乱扣着卡扣，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得意。

“再敢跑！信不信老子不止打你一个，连你崽一起打死！”

屋里的林淑芬像一堆被拆散的零件，赤条条地摊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地上很多血。

五岁的丁懿宗笨拙地拿来衣服给林淑芬盖在身上，稚嫩的声音哭得快发不出声音，小小的身影一直在给母亲道歉：“对不起麻麻……对不起……”

如果自己能走得快一点……

都怪自己……

九个月后，这个原本就局促的家里，响起了有些凄惨的婴儿啼哭。

丁懿宗多了一个妹妹，丁安祖。

她看着妹妹那张皱皱巴巴的脸，她突然想起了半年前那个下午，那条在泥土里不断挣扎，却最终被她无意中用枯枝拨成两截的蚯蚓。

林淑芬还没出月子，身上的恶露还没干净，丁建成便在一个宿醉的深夜，一脚踹在了她的腰眼上，他骂她是只能生女儿的赔钱货。

丁建成有空的时候就游荡在旧货市场，那些工资原本应该拿来生活的钱，被他换成了一个个缺口的瓷瓶或生了绿锈的铜钱。

他会在半夜拿着放大镜对着那些赝品端详，眼里闪烁着丁懿宗看不懂的痴迷，那里面藏着一种近乎癫狂的幻想。

这些破旧的瓷器古玩勾勒着他的宏伟草图。

他以后可以凭借着这些“宝贝”翻身，修上一间全镇最气派的别墅，门口要立石狮子。

在这种如幻梦般腐烂的空气里，丁安祖长大了。她生性顽劣，比邻居家的猫还不受管教。

六岁那年，丁安祖爬墙头为了掏鸟窝，结果从树上跌下来把窗户玻璃撞碎了。

定建成知道以后疯狂地咒骂着，要让妹妹跪在地上上扇自己耳光。

丁懿宗挡在前头，撒谎说窗户是她弄坏的。父亲拿皮带把姐姐狠狠抽了一顿，把她关进漆黑的后院柴火间。

妹妹隔着门缝大哭，丁懿宗却在门后拍着门板，唱着闽南语的童谣：“天黑黑，要落雨，阿公仔举锄头要锄鳗……”

妹妹从窗户缝里塞进一颗偷偷藏起来的橄榄。

丁懿宗嚼着那颗又酸又苦最后回甘的橄榄，在黑暗里对妹妹说：“没事，姐不疼。”

“姐，等我长大了，我就杀了他。”丁安祖用着纯净的嗓音说着。

“阿祖，不能杀人，你会被抓起来的。你以后长大了要有出息，就跑得远远的。所以一定要认真读书，知道吗？”

丁懿宗的青春时代，就是这样无数个胆战心惊的日夜里，读完那些课本的。

她得逃远一点，她知道只有自己先逃出去，才有机会把妈妈和妹妹一起救出来。

丁建成偶尔会拎着她那张贴满奖状的墙皮，向邻居炫耀：“瞧见没，这就是老丁家的文曲星，以后是要给老子修大别墅的。”

可转头，他就会为了买一尊真假难辨的北魏佛头，试图拿走妈妈给丁懿宗攒的学费。

那是林淑芬第一次对父亲动手。

她把丁建成咬得流血也不松口。那一次，她被打得半个月下不了床，却保住了女儿那份通往北京的录取通知书。

丁懿宗走的那天，带走了母亲塞在袜子里的一叠零钱，和丁安祖藏在书包夹层里的半块干硬的巧克力。

初到北京时，丁懿宗觉得这城市大得让人眼晕。

她拼命打工、申请助学金，想减轻家里母亲的负担，哪怕发烧从不敢懈怠。

她在图书馆的窗边看着落日，她叹了一口气，心想，那些附着在她身上的充满霉斑的宿命终于开始一点一点松动，脱落。

然而，命运从未想过放过她。

大三那年的一个午后，一通电话，击碎了她所有的防线。

林淑芬在那间积满油垢的厨房里倒下了。

那颗常年处于惊惧和劳作中的心脏，终究没能等到丁懿宗来把她接走。

葬礼那天，丁懿宗回到了那个家。

十四岁的丁安祖站灵柩前，像是一株被折断的杂草，眼神空洞，看不见一点光。

安葬好母亲以后，丁懿宗马上回了北京做了休学申请。

她需要一份能最快拿到的工资的工作，妹妹还需要读书，她需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