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读研的第二年，导师正式找他谈了硕博连读的事。

办公室在法学院三楼，窗外是两棵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银杏，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就簌簌往下落。导师姓周，五十出头，头发花白，说话慢条斯理，但在学术圈是出了名的严格。他带过的学生都怕他，程远倒还好——不是不怕，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让人挑剔的地方。

“你的情况我已经跟院里说了，”周老师把一份材料推到他面前，“硕博连读的手续比正常考博简单，以你的成绩和项目积累，基本就是走个流程。”

程远低头看着那份材料。封面上印着北大法学院的logo，纸张挺括，油墨味还没散尽。这种东西，换作三年前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签字。那时候他来北大就是为了这个——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导师，最好的学术道路。他从高一开始就沿着这条直线往前走，没有偏过一丝一毫。

“我需要时间考虑。”他说。

周老师从老花镜上面看了他一眼。“考虑什么？你是怕读博太苦？还是家里有困难？”

“不是。”

“那是什么。”周老师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程远，我从你研一就开始带你了。你不是那种会犹豫的人。说吧，到底什么原因。”

程远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银杏叶又落了一阵，金黄的叶子贴在玻璃上，像一封封没有拆的信。

“我有一个朋友，”他开口，“在省城当老师。我们高中就认识了。”

周老师等着他往下说。程远没有继续。他只是把手放在那份材料上，指尖按着封面的边缘，按出一条浅浅的折痕。

“因为一个朋友？”周老师的语气没有嘲讽，只是困惑，“程远，我不是要干涉你的个人生活。但你要想清楚——你是学法律的，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什么叫优先级。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不是你朋友的。”

“我知道。”程远说，“但有些人的存在，会影响你怎么排优先级。”

周老师看了他一会儿，没有追问那个“朋友”是谁。只是重新戴上眼镜，把材料往程远面前推了推。“材料先拿回去看。不管什么决定，下周五之前给我答复。”

程远把材料装进书包，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他站在台阶上，看着未名湖对岸的灯火。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许昭发来的消息。

“你这周六有空没。有件事想跟你说。”

程远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许昭很少用这种语气——不是商量的语气，也不是随口一提的语气，而是一种预先告知的、让对方先做好心理准备的语气。他回了一条：“什么事不能现在说。”

许昭的回复隔了很久才来。久到程远在冷风里站了快十分钟，手指都冻僵了。

“等你忙完再说吧。不急。”

程远盯着“不急”这两个字。他太了解许昭了。许昭说“不急”的时候，通常就是事情很大、但他自己还没想好怎么开口。高三那年他爸爸从床上摔下来，许昭坐在楼下台阶上满手是血，说的也是“没事”。大学那年他爸走了，他在奶茶店里轻描淡写地说“讽刺吧”，语气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这个人从来不跟程远说“有事”。所以一旦他说了，就一定是大事。

周六上午，程远坐最早一班高铁去了省城。他没提前告诉许昭自己会来。从北京到省城两个半小时，他在车上把周老师那份材料从头到尾翻了两遍，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许昭租的房子在省城一个老小区里，六楼，没电梯。楼道里堆着邻居的鞋柜和旧纸箱，墙上贴满了开锁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程远爬上六楼的时候有点喘。他在门口站了几秒钟，敲了三下。

门开了。许昭穿着家居服，手里端着一杯速溶咖啡。看见程远的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钉住了。

“你不是说有事吗。”程远站在门口，书包还背在肩上，额头上渗着一层薄汗，“我来了。”

许昭把他让进屋。房子很小，一室一厅，但收拾得干净。书桌上摞着备课笔记和几本教育学理论，窗台上养着一盆仙人掌。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的课程表，字迹潦草但是很用力——和当年贴在许昭家破沙发上方的那张高考倒计时如出一辙。

程远在沙发上坐下。许昭从厨房里给他倒了杯水，然后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两只手捧着咖啡杯，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要去支教。”许昭终于开口，“学校有个扶贫教育项目，去贵州山区，两年。我报了名，过了。”

程远握着那杯水，指节慢慢收紧。

“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