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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英十七岁那年，是家里最爱看电视的人。吴家之前没有电视机——不是不想买，是买不起。六个孩子小时候经常趴在邻居家的窗口蹭电视看。邻居一开始没说什么，后来烦了，看到吴家的孩子过来就把窗帘拉上。吴芝英回来跟丽华说，丽华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过了三个月，她攒够了钱，去镇上搬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回来。那个晚上吴家六个孩子围着那台电视机，比过年还热闹。电视只有两个频道，节目少得可怜，连印度戏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吴芝英跟着电视学了不少马来语和英语——她天生对语言敏感，电视剧里的对白听两遍就能记住，跟着念得字正腔圆。丽华有时候在厨房里听到她对着电视叽里呱啦地说话，心里想这个女儿以后大概不会只待在沙捞越。

吴芝萍十四岁，是六个孩子里最安静的一个。她不像吴芝英那样爱说话，也不像吴芝鸣那样说话直来直去容易得罪人。小小年纪，她说话之前已经会先想三遍——第一遍想这话该不该说，第二遍想说了会不会让人为难，第三遍想不说会不会更好。大多数时候她想到第二遍就打住了。所以她的话很少。但她有一件事是藏不住的——贪吃。她喜欢吃，什么零食都喜欢。丽华有时候在档口里藏一包饼干，她总能找到。找到了也不偷吃，就是把饼干放在显眼的地方，然后一直盯着看，盯到丽华主动说“拿去吃吧”才动手。丽华看着她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想这个女儿上辈子大概是饿死的。

吴芝鸣十二岁，成绩好，嘴也快。她在学校的排名永远在前三，老师说她有潜力。但她说话从来不拐弯，想到什么说什么。“二姐你胖了”“大姐你这个衣服好难看”“阿菲你哭什么哭，爸爸死了就是死了，哭也活不过来”——这种话她张嘴就来。丽华骂过她很多次，她每次都低着头挨训，训完了下次继续。不是故意的，是她真的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问题。她的大脑里好像少了一个过滤器，话从脑子里生出来就直接从嘴里出去，中间不停。

吴菲九岁，是吴阿康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痕迹。她成绩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是年年全级第一的好。她的书包里永远塞着课本，走到哪看到哪。有一次校长专门来家访，跟丽华说“你这个女儿很聪明，如果你们家供不起，我有朋友在新加坡想领养一个孩子”。丽华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然后说：“我们家再穷，不送孩子。”校长没有再说什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吴菲在旁边写作业，不知道刚才差点被送走。丽华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头，那是她这辈子摸过吴菲的头最久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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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阿康走后的第一个年头，丽华三十八岁。她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生火做饭，去档口开门。档口经营了将近二十年，货架上的东西换了一批又一批，墙上的价格标签贴了撕撕了贴，木质柜台被磨得光滑发亮。她坐在柜台后面，看着门口来来往往的人，偶尔有人停下来买包盐、买瓶酱油、买一包糖。她找零钱的时候会抬头看一眼顾客的脸，如果是熟客就聊两句，如果是生客就多问一句“你是哪家的，没见过”。这是她的生存智慧——记住每一张脸，知道每家人的口味，清楚谁家有钱谁家赊账。

下午收档的时候，丽华会坐在柜台后面数钱。铁盒子里的硬币和皱巴巴的钞票倒在桌上，一张一张数。不够，永远不够。学费、书费、校服费、米钱、油钱、煤气钱。她把钱分成几堆，每堆代表一个孩子的费用。吴福和吴强不用学费了，但吴芝英要买参考书，吴芝萍的校服小了，吴芝鸣要交补习费，吴菲要买课外书。她把其中一堆硬币推到一边——那是攒给吴芝英的。吴芝英说想去新加坡打工，她听说了。她不太清楚新加坡有多远，只知道比吉隆坡还远，要坐飞机。飞机。她这辈子没坐过飞机。

她把钱盒子盖上，放进抽屉里锁好。抽屉的钥匙用一根红绳系着挂在脖子上，贴着皮肤，凉凉的。

晚上吃完饭，六个孩子各做各的事。吴福修摩托车，吴强在院子里抽烟，吴芝英在档口前面的灯光下看电视剧杂志——她的零花钱几乎全花在这些杂志上，里面有很多香港明星的照片，她最喜欢刘德华，杂志上只要有刘德华的照片她就买。吴芝萍在厨房洗碗，吴芝鸣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吴菲在角落里背英文单词。

丽华坐在藤椅上，微微叹了一口气，看着这一屋子的孩子。吴阿康走了，但他们还在。六个孩子，六张嘴，六条命。她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档口外面。夜已经深了，拉让江上的货船还在走，汽笛声悠悠长长。月亮挂在天上，弯弯的一钩，照得红土路泛着微光。她站在月光下，背影瘦瘦的，肩膀微微前倾——不是老了，是累了。但她不会说。在这个家里，没有人可以说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