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萍站在他身后，手里捧着那件校衣。她想说谢谢，想说你怎么知道，想说这件多少钱我以后还你，但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一个字都出不来。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回屋里。那件新校衣她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压了一夜。第二天穿上身的时候，她走在上学的路上，觉得自己和别的同学没有区别了。

她终于敢举手了。数学课，老师出了一道难题，全班只有三个人举手，她是其中一个。老师点她的名字，她站起来，走上黑板，抬着胳膊写了解题步骤。粉笔在黑板上嗒嗒嗒地响，她的胳膊举得高高的，一点都不累。下来的时候她经过阿玲的座位，没有低头。阿玲看了一眼她的校衣，没有说话。

那天放学，吴芝萍回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档口帮忙，不是去厨房洗碗，而是跑到吴强面前。

“二哥，我今天举手了。”

吴强正在给他的摩托车轮胎打气，头也没抬。“嗯。”

“数学题，全班只有三个人会做。我是第一个举手的。”

“嗯。”

吴芝萍还想说什么，但吴强已经把打气筒放下，跨上摩托车发动了。排气管突突突地响，他戴好安全帽，油门一拧就骑出去了。吴芝萍站在门口看着摩托车的尾灯越来越小，嘴角是翘着的。她知道二哥听到了。

几年后吴芝英去新加坡之前，把一件淡黄色碎花衬衫塞进芝萍的衣柜里。那是她最喜欢的衣服，穿了不到一年，还很新。“你穿吧，我去了那边买新的。”吴芝英说。吴芝萍说“大姐你自己留着”，吴芝英说“我行李太多了放不下”。吴芝萍知道这不是真的。大姐的行李是一个旅行袋，里面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双拖鞋，根本不存在“放不下”这种事。但她没有拆穿，点了点头说好。晚上她把那件碎花衬衫拿出来，在身上比了比，比自己大一点，袖口卷一道边刚好。她把脸埋进布料里——上面有大姐用过的洗衣粉的味道，还有一点淡淡的痱子粉。她把衬衫叠好，放在衣柜最里面，舍不得穿。

吴芝英走的那天早上，吴芝萍起得很早。她站在厨房里看大姐的背影，想起那件白校衣，想起二哥塞在她包里的钱，想起大姐塞进她衣柜里的碎花衬衫。这个家的人从来不说爱，但他们把爱藏在每一个动作里——一件新校衣、一件旧衬衫、二十块钱、一条补了补丁的书包带、一双偷偷放在灶台上的新拖鞋。这些都是他们说的话。你听不懂，就是你不懂吴家。

吴芝英跨上吴福的摩托车后座，回头冲她挥手。摩托车突突突地开远了，吴芝萍站在门口，手里攥着给大姐擦汗的手帕，举起来挥了一下。她张了张嘴，想喊什么，又闭上了。手帕在空中晃了两晃，被风带着轻轻飘动，像一面小小的旗帜。摩托车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她没有哭。大姐是为了赚钱去的，不是不回来了。她转身走进厨房，生火煮粥。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她从口袋里摸出最后一把花生，剥开吃了。花生有点潮了，不够脆，但还是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