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英到新加坡那天，是长那么大第一次坐飞机。

从沙捞越到新加坡的飞行时间不到两个小时，她在飞机上全程挺着背，双手放在膝盖上，既不看窗外也不翻杂志。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她觉得坐飞机是一件大事，大事就应该有大事情的坐姿。她旁边坐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全程在看报纸。报纸翻开的那一面上印着股票行情，她偷偷瞄了一眼，完全看不懂。她想，新加坡的人连报纸都这么复杂。

樟宜机场的冷气开得很足，吴芝英从机舱里走出来的时候打了个寒噤。沙捞越的热是黏的，新加坡的冷是干的，这种区别让她觉得新奇。她拎着那只有点旧了的旅行袋，在人流里往前走，瓷砖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倒影——马尾扎得紧紧的，碎花衬衫的领口翻得很整齐，看起来不像个刚从村子里出来的人。她很满意。

她的小学同学阿玲在机场接她。阿玲就是当年那个在教室里坐在她旁边、校服每学期换新的那个女生。她在新加坡做工厂工，手指被机器压断了一截——左手食指短了半厘米——但那截断指没有影响她笑着接机时的拥抱。她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但一见面还是能认出对方。阿玲胖了一点，晒黑了一点，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她接过吴芝英的旅行袋掂了掂，说“就这点东西”，吴芝英说“够了”，阿玲说“走，先回去放东西，然后带你去吃饭”。

她们坐巴士离开机场。吴芝英把脸贴在车窗上看外面的风景——高楼，高架桥，修剪整齐的行道树，一切都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她在沙捞越见过最高的楼是镇上四层的商场，新加坡的组屋随便一栋都是十几层。她仰着头看，脖子酸了都不肯转回来。阿玲在旁边笑她：“别看啦，以后有的是时间看。”

阿玲住的是一间合租房，房间大概只有档口仓库的一半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吴芝英把行李放下，从旅行袋里拿出一包沙捞越的白胡椒，递给阿玲。“我妈让我带给你的。”阿玲接过来闻了闻，说“你妈还记得我爱吃胡椒炒螃蟹”，眼眶有点红。然后她打开柜子拿出两包零食丢在床上，“给你买的。”

吴芝英从旅行袋最底下翻出一沓明星卡片，是走之前吴芝萍塞进去的。她以为大姐在新加坡会很闷，把卡片带上可以解闷。吴芝英愣了一下，笑了。她把卡片放在枕头底下，后来每次搬家都会带着它们，一直到她结婚那年才收进箱子里。

第二天阿玲带她去工厂面试。是一家电子零件厂，生产电路板上的小零件。面试的工头是个四十多岁的华人，说福建话，问了她几个问题，她不会说福建话，但是会听——会不会讲马来语，会不会讲英语，有没有在工厂做过。吴芝英用马来语回答第一个问题，用她从电视里学来的英语回答第二个问题。工头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一个从沙捞越来的年轻女孩会说英语。他看了看她的简历，说下周一可以来上班。月薪两百二十新币。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阿玲兴奋地拉着她的手甩了两下：“可以啊你！当场录取！我就说你行的！”吴芝英点点头。她第一时间想的是：两百二十新币，换算成马币是五百多，每个月可以寄回家里不少。

她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亭的卡是在便利店买的，十块钱一张，她小心翼翼地把卡插进去，按了一大串号码。电话接通的时候她听到丽华的声音，有点远有点沙，但确实是妈妈。

“妈，是我。”

“到了？”

“到了。工作也找到了，电子厂，一个月两百二十新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吴芝英知道妈妈在算——两百二十新币是多少马币。

“够花吗？”丽华问。

“够。工厂有宿舍，吃饭有食堂，花不了多少。剩下的我寄回来。”

“不用寄太多。”丽华说，“你自己留着花。新加坡什么东西都贵，你要自己看着办。”

“我知道。”

又沉默了两秒。

“你吃饭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