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萍不是没有被人喜欢过。只是在遇到赵有成之前，那些喜欢都没有走到“在一起”那一步。

第一段发生在沙捞越。那时候她大概十六七岁，还在中学读书，每天放学后在档口帮忙。档口对面的摩托车修理铺里有个学徒叫阿辉，比她大两岁，瘦高个，头发永远沾着机油味，笑起来有一颗虎牙。他每天下午都会来档口买一包花生糖——其实他根本不喜欢吃花生糖，吴芝萍后来发现的。他把花生糖买回去就放在工具箱上，放到潮了软了也不拆，第二天又来买新的。吴芝英看穿了，戳着他的背影说“那个人是来看你的”。吴芝萍说大姐你别乱讲，耳朵尖红了一片。

阿辉追她的方式就是买花生糖。买了一整个雨季。从十一月买到次年二月，档口的花生糖被他买断了三次货。丽华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病，吴强说他是脑子进水，吴芝鸣说二姐你快点答应他不然我们家的花生糖库存都被他清空了。吴芝萍低着头给花生糖补货，把新到的糖一包一包码在货架上，标签朝外，整整齐齐。她心里不是没有感觉。阿辉长得不差，人也老实，笑起来那颗虎牙让他看起来有点像郭富城——好吧，是远远看、眯着眼、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有点像郭富城。但好感归好感，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后来有一天黄昏，阿辉修完一辆摩托车，满手机油坐在档口外面的石墩上，手里攥着当天份的花生糖，忽然问她：“阿萍，你以后想做什么？”

吴芝萍正在收档，把摆在门口的麻袋一袋一袋往回拖。她停了一下。从来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在吴家，“以后”是明天要不要多进一箱酱油，“以后”是下个月学费够不够交，“以后”是等吴菲考完试再说。没有人问过她“你想做什么”。她想了很久，说了一句：“我想去吉隆坡。”

阿辉愣了一下。“去吉隆坡做什么？”

“不知道。看看外面。”

“这里不好吗？”

“不是不好。是不够好。”

阿辉沉默了一会儿，把花生糖放在石墩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不可能去吉隆坡的。我爸的修理铺以后要我接手。”他说，“你要是去了，我就不能每天来买花生糖了。”

他走回修理铺，把那包没拆的花生糖放在工具箱上。工具箱上已经攒了一整排花生糖，从雨季初到雨季末，每一包都没拆。吴芝萍站在档口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修理铺的卷帘门后面。她站了一会儿，然后把石墩上那包花生糖拿起来，拆开，吃了一颗。花生糖有点受潮了，不够脆。她想，他连买花生糖都不会挑日期。她把那包受潮的花生糖一颗一颗吃完，然后把包装纸叠好放进围裙口袋里。

雨季结束后，阿辉再也没有来买过花生糖。摩托车修理铺的学徒换了一个更年轻的，胖胖的，每天中午去对面茶室吃炒粿条，从来没踏进过档口。吴芝英有一次故意在饭桌上提起阿辉，说“对面那个虎牙的怎么不见了”。吴芝萍说“他去他叔叔的修理铺了，在美里”。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但她那天晚上多吃了一碗饭。她心里清楚，阿辉喜欢的是那个在档口卖花生糖的吴芝萍，不是那个想去吉隆坡的吴芝萍。而她更想要的是后面的自己。那是她第一次因为“以后”拒绝一个人。

第二段发生在钢锅公司的第二年。

那时候她已经不是新人王了——她是整个公司的销售冠军。她的名字从新人榜挪到了年度冠军的位置，她的客户名单从一页纸变成厚厚一本笔记本，她带的样品锅换了第三口——不是因为坏了，是公司说冠军得用新的，旧的回收去给新人当练习锅。陈志明在早会上说她是“钢锅公司五年以来进步最快的推销员”，同事鼓掌的时候她红着脸把笔记本翻开盖住自己的脸。

陈伟伦是她某个客户的儿子。那个客户姓林，住在蒲种，是芝萍的第一批客户之一。林太从她手里买了三口锅，一口自己用，两口送给亲戚，用得好又介绍了七八个朋友。芝萍每次去蒲种都会顺路去林太家坐坐，帮她检查锅的密封圈有没有老化。林太很喜欢她，说她“比亲女儿还贴心”。陈伟伦是林太的大儿子，在保险公司做销售经理，平时忙得脚不沾地。芝萍去了林太家那么多次，一次都没碰到过他。

直到那天。

那天她做完林太的回访正要走，在门口撞上了一个穿白衬衫打领带的男人。他正低头掏钥匙，差点撞上她背着的样品锅。芝萍往旁边闪了一下，锅的把手钩住了他的衬衫袖口——嘶啦一声，袖口的扣子松了线头崩开。她忙不迭道歉，他说没关系是旧衬衫早就该换了，顺便帮她托了一下锅底。那个动作很快，轻描淡写，但几十公斤的样品锅从肩膀滑到手腕的瞬间被另一只手接住了一下。就是那一下。他的手很有力，虎口有茧——后来她听林太说他在保险公司业绩也很好，周末喜欢打羽毛球。

“你就是吴芝萍？”他低头看了看她的工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