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萍的左耳，从她记事起就是聋的。

她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没有发过高烧，没有受过外伤，没有家族遗传——丽华耳朵好得很，在档口里能同时听到门口顾客的脚步声和厨房里水烧开的声音。但吴芝萍的左耳从小就像一台关了电源的收音机，什么信号都收不到。

第一个发现的人不是她自己，是她小学三年级的同桌。那天同桌凑到她左边耳朵说了一句悄悄话——“你的铅笔掉了”——吴芝萍毫无反应。同桌以为她故意不理人，气了一整个下午。后来类似的误会发生了无数次：老师站在她左边点名她没回应，同学在左边叫她去食堂她继续往前走，吴芝鸣半夜在她左边耳朵旁边说“二姐你打呼噜了”——她毫无知觉。久而久之，所有人都觉得她反应迟钝、心不在焉、不爱理人。

她从来没有解释过。她把“听不到”当成一种需要隐藏的缺陷，像白校衣腋下的黄渍一样，遮住就没人看到。她学会了坐在教室靠左的位置，这样老师讲课的声音从右边传过来，她就不用转头。她学会了看人的嘴唇——不自觉地，在看到对方嘴巴动的瞬间脑子里就把口型转换成词汇，准确率高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读唇。她学会了在没听清的时候点头微笑，假装懂了。这种技能后来在钢锅公司派上了大用场——客户在她左边抱怨的时候她全程微笑点头，客户以为她在耐心倾听，其实她一个字都没听到。

这个秘密她藏了将近二十年。丽华不知道，吴福吴强不知道，吴芝英吴芝鸣吴菲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带任何人走进这个秘密的围墙里。直到赵有成站在工厂后面的台阶上，说了一句：“你左边耳朵，是不是听不到？”

然后他说：“那我以后都站在你右边说话。”

那天晚上她回到单间，坐在床上发了很久的呆。窗外是工业区永远不灭的橙色路灯，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她膝盖上投下一小块光斑。她把收音机打开，调到最常听的电台，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用手捂住右耳。左耳对着收音机的喇叭——什么都听不到。只有一片干净的、完整的、绝对的安静。和过去的每一年一样。她放开手，收音机的声音涌进右耳——主持人正在播报明天的天气，晴，局部有阵雨。

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画面。大概是七八岁，她和吴芝鸣在院子里玩。丽华在厨房里喊她吃饭，喊了好几声，她背对着厨房蹲在地上看蚂蚁，一动不动。丽华走出来在她左边耳朵边上吼了一声“吴芝萍你是聋了吗”。她转过头看到妈妈气急败坏的脸，眨眨眼睛，小声说了一句“我没听到”。丽华没有追问。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注意力不集中。她也以为只是注意力不集中。后来她慢慢发现，不是注意力的问题，是左边耳朵没有声音。但她已经学会了不解释。不解释比解释容易。解释需要很多话，而那些话她从来没有练习过。

结婚很多年以后——大概是静嘉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终于把这件事完整地告诉了有成。不是随口提，是认真地、完整地说了一遍。孩子们都睡了，芝萍从孩子们的房间轻轻走出来，带上了门。有成坐在沙发旁边的藤椅上，手里端着一杯茶。她说她从懂事起左耳就听不到，她说她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说她在幼儿园被叫“迟钝”，在书店被人说“高傲”，在钢锅公司面对客户左耳接收不到的抱怨。她说她怕他觉得她不完整。

有成听完沉默了大概十秒钟。然后他说了一句：“我早就知道了。”

吴芝萍愣住了。

“在工厂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站在你左边说话你从来没反应。”他喝了一口茶，“我以为你知道我知道。所以我一直站你右边。”

吴芝萍低下头，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她的手指已经不年轻了——关节粗大，指腹有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油渍。这双手洗了无数碗、包了无数吐司、擦了无数货架、磨出了无数个在吉隆坡咬牙挺住的日夜。现在这双手正在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