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萍和赵有成结婚，是二〇〇四年。

婚礼在吉隆坡的一间海鲜酒楼里办，不算大，十二桌。钱是有成存的——他在工厂磨了十几年床，工资不高但花得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马，每个月固定存一笔，存了很多年。芝萍说不用摆酒，注册就行了。有成说不行。他在这件事上难得地固执，和他平时什么都“随便”的样子完全不同。“一辈子就这一次，”他说，“我要请你妈妈吃饭。”

酒席选的是最实惠的套餐——每桌六菜一汤，冷盘拼盘里的海蜇换成了更便宜的皮蛋豆腐。婚纱照拍了，在茨厂街转角那间最老牌的照相馆，橱窗里摆着的样照已经泛黄，老板是个戴老花镜的福建人，拍一张换一个背景布。芝萍选了两套——一套白纱，一套旗袍。白纱是照相馆提供的，裙摆有点皱，老板说熨过了但折痕太深熨不平。旗袍是她自己的，就是那件在成衣店买的淡粉色旗袍，八十块。她在更衣室里换上旗袍的时候，有成在外面等。她走出来，有点不好意思，手指扯着旗袍侧面的拉链——拉链不太顺，卡在腰线的位置。有成说好看，她说拉链卡住了。他走过去蹲下来帮她拉，蹲下去的瞬间膝盖骨咔嗒响了一声。他低头弄了几秒说好了，站起来的时候耳朵是红的。

那张照片后来挂在排屋主人房的床头正中央。相框是他们婚后去夜市买的，十五块，金色边框，右上角有一小块掉漆。照片里的芝萍穿着淡粉色旗袍，头发盘起来，口红是照相馆的化妆师帮她涂的——颜色太红了，她不太习惯，笑得有点拘谨。有成穿着白衬衫配黑西裤，领带是借的——照相馆老板的私人物品，深蓝色条纹，打了一半发现太短又解下来重打。两个人的肩膀之间隔着大概两厘米的距离——不是不亲密，是拍照的老板一直喊“靠近一点靠近一点”，他们才慢慢挪近，最后肩膀碰着肩膀。老板按快门的时候说“笑开心一点”，有成的嘴角往上扯了扯，扯出一个不太熟练的笑容。

有成家来的人不少。有成的父亲赵伯是个不高但有啤酒肚的老人，背有点驼，说话慢吞吞的，从进酒楼起就握着芝萍的手不放，说“阿成找到你，是他的福气”。有成的母亲王姨站在旁边，穿一件深紫色的连衣裙，头发烫成小卷，手腕上戴着一只玉镯——那是她当年出嫁时的嫁妆。她从头到尾都在笑，笑得客气又周到，招呼芝萍的亲戚们吃菜、敬茶、安排座位。但芝萍注意到她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自己。她的目光从芝萍脸上扫过去，像扫一件刚拆封的电器——检查过了，没有明显缺陷，可以签收。

有成在家排行老六，上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七个兄弟姐妹里，他是母亲最寄予厚望的那一个——不是因为他最聪明，是因为他是最小的儿子。王姨重男轻女在家族里是出了名的。有成家三个女儿——大姐二姐三姐——从小就学会了一件事：弟弟的饭桌上永远多一道菜。后来哥哥们陆续结婚，大嫂二嫂各生了儿子，王姨每个都当成宝。现在轮到芝萍了。

婆媳俩第一次见面时王姨问了她三个问题：会不会做饭、会不会持家、打算生几个孩子。芝萍一一回答了。王姨点点头，说“阿成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就这么一句。芝萍听懂了。最小的儿子，意味着传宗接代的接力棒交到了这一棒手上。她想起丽华在沙捞越档口里经常说的一句话——有些人说话不用多，一句话就够了。

敬茶的时候出了一个小插曲。新人跪在父母面前，芝萍双手捧着茶盘，先敬赵伯。赵伯接过来喝了一口说了声“乖”。轮到王姨时她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包放在茶盘上，说了句：“早日给赵家添丁。”

全场都笑了。成家的亲戚们纷纷附和，说“早生贵子”“三年抱俩”。王姨微笑着点头，端起茶杯又补了一句：“最好是个男的。阿成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两个哥哥都生了儿子，你别给他丢脸。”